菲尔普斯这是在哪拔的火罐啊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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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事实，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中都有拔火罐的古老记录。

中医最早的记录在《五十二病方》中，距今约2200年（大约成书于战国秦汉之间）。书中记载了一种外痔结扎割除手术，大致是先用小牛角或羊角罩在肛门周的痔核上吸拔，然后以小绳结扎核的根部，以刀割之。这叫做角法，是拔火罐最早的形式，它所起的作用是牵引病变部位以利于手术，并不含有后世所谓“排毒”之义。

角法在南北朝时期有所发展，陶弘景《补缺肘后百一方》中记载当时最常用的“针角”之法，是一种先在病变处针刺，再用角法吸取以排脓的方法。这是非常朴素的物理方法。

而差不多同时期的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强调：“痈、疽、瘤、石痈、结筋、瘰疬、皆不可就针角。针角者，少有不及祸者也”，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针角之法是一种充满风险的方法，因为没有消毒的概念。我们今天非常理解这种风险。

古希腊的最早记载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大约公元前12世纪初（约距今3200年，早《五十二病方》1000年），希腊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随军医师泼达勒里欧为雪娜公主放血，用到了杯吸（cupping）法。而时代更为久远的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的壁雕中有两个医用吸杯，杯吸法似乎比角法更接近今天的拔罐法。

古印度的最早记载在外科名著《妙闻集》中，这本书的成书时间已经不可考，但大致与《五十二病方》同。其所记载的手术器械多达百余种，而鼻成形术、白内障摘除术、截石术、疝手术以及骨折夹板固定等外科成就几乎达到现代外科的程度，令人惊叹，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传统医学，包括中医。其中记载了三种放血法，水蛭、角和葫芦。角法大致与中医相同；葫芦吸血是在葫芦内置灯，再吸血，已经是拔火罐的雏形，并且这种吸血法是基于体液病理学说（体风素、胆汁素及粘液素），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此外，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435年）记载，古埃及在《五十二病方》时代，已经广泛使用拔罐。相当于南北朝时期的《犹太法规集》中也常提及拔罐疗法。更近一点，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医学，理论与汉医学并不完全相同，也各有自己的拔罐法，如维吾尔族的“破皮拔罐”法、壮族的“药物竹罐”法、苗族的“气角疗法”等等，都饶有风情异趣。所有这一切，没有证据表明它们都是从中医这里学去的。至少可以肯定，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的拔罐与中医无关。相反，据某些医学史学者的研究，很可能中国的角法来源于印度。

第二个事实，历史上西医拔罐曾经非常盛行，程度超过中医。

这里所说“西医”指古希腊古罗马流传下来的西方传统医学。继希波克拉底之后，到罗马盖伦，西医基于四体液病理学说，极为推崇放血疗法，在静脉切开、水蛭吸血之外，拔罐也是手段之一。

这种盛行一直持续到19世纪。1801年，英国著名的拔罐师Thomas Mapleson在他的《论拔罐的艺术》一书中详细列举了适合于拔罐的各种疾病，包括中风、心绞痛、哮喘、吐血、挫伤、咳嗽、慢性消耗病、癫痫、痛性痉挛、髋关节和膝关节病、耳聋、谵语、水肿、丹毒、发疹、眩晕、痛风、百日咳、脑积水、头痛、肺炎、中毒、嗜睡、肢体麻木、梗阻、胸膜炎、瘫痪、风湿、坐骨神经痛、气短、咽痛和胸痛等等，几乎可治百病。

与之对比，拔罐在中国一直是民间医术，在漫长的时间里主要用于痔疮、痈肿、脓疮、蛇咬伤等外科病，至清朝才开始用于风寒外感之类的传染病。然而，医书中记载非常少，更没有专著，远不及西医的狂热。

与西医拔罐衰败退出历史舞台前后，清末民国期间，中医拔罐疗法也凋败几近消亡，只不绝如缕地散存于民间。1949年后，中医进入政治化阶段，拔罐法焕发第二春，逐渐升堂入室。至改革开放后，和洗脚洗头房一起，如雨后春笋般爆发；各种养生馆里的拔罐远远多于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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