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报发文：秦生处罚是总局意见；总局干涉足改  
特约记者黄正报道

中国足协纪委会对秦升的处罚方案原本是停赛6场，但在上级部门的指令下不得不改为停赛半年……足改两周年，足管中心今年1月也已正式注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足球改革已经能够与主管部门的行政指示“脱钩”，虽然撤销足管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脱钩，然而，现阶段足协作为社团机构甚至比原来还需要接受更多的指令：从三外援出场U23新政，到国奥打中甲的计划，再到秦升禁赛半年，背后都有体育总局的干预和影子。关注足改的人士认为，这说明足球改革进程的发展模式有必要重新审视。 　　

从去年底开始，体育总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关注足球的改革进程，甚至在篮球项目改革中，也提到了足协改革的经验教训，“目前有些中心的改革是违法违规的”，这其实就是指摘足管中心的改革出现问题，在人事改革进程中，甚至出现员工打官司告赢中国足协的情况。从这一个切入口，体育总局对足改的关注范围不断扩大，关于俱乐部大投入、青少年球员上场、奥运队伍组建甚至纪律处罚的干预，让市场化程度高的中国足球发展出现偏离方向的步调，一些政策，诸如限制外援、23岁球员首发、国奥打中甲以及重罚秦升等等，都出现了与足球运动管理规律不相符的情况。 　　

去年底，中国职业足球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而最坐不住的就是体育总局。此前很少出现的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两次就足球改革发声，一次是在2016年12月30日，关于中超高薪引进外援等话题的谈话，一次是在2017年1月5日，关于大规模海外并购、俱乐部烧钱严重、外籍球员收入过高、不重视青训等问题的谈话，对用好规则和政策杠杆鼓励长期培养本土球员，对调节、抑制高价引援，合理限制球员过高收入，对完善俱乐部青训体系和梯队建设等都有过具体的阐述。体育总局明确表态，正会同中国足协和有关方面积极研究引导措施，确保职业足球健康发展。这就是足协出台三外援和U23新政的背景。而按中国足协的节奏，实行外援“3+1”应当是在2018年，3外援则根本没有考虑过，如果要考虑也是比较长远的问题。至于在中超（中甲）联赛中，每场比赛18人报名名单中至少要包括2名U23（2017赛季为1994年1月1日以后出生）国内球员，同时，首发11人中至少有1名U23国内球员。这个激进的做法，更不在足协的近期计划中。 　　

而关于国奥的组队思路，总局对足协原来请洋帅的计划也不太满意。今年1月4日，总局发布《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发言人就体育社团改革发展接受记者采访》，里面提到“优秀运动员、教练员是体育事业的宝贵财富，特别那些曾取得过优异运动成绩、在国内外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和较高知名度的体育人士……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吸收他们进入各级体育社团领导机构、担任领导职务，既有可能性、又有必要性。”在这个思路下，除了姚明就职中国篮协主席，体育总局期待更多优秀运动员走上仕途，在足球领域，孙继海、邵佳一被总局看中，希望他们参与组建国奥。而为了磨练2020年东京奥运会代表队，总局更提出“国奥打中甲”的计划，此举除了锻炼国内年轻球员的目的，更是为体育总局的奥运战略服务。 　　

如果说国奥组建和职业联赛的若干政策还涉及到国家层面的话，那么小到秦升和孙世林的处罚干预就过细了，这对足协内部的正常工作也造成相当程度的困扰，对秦升等人的处罚不仅未能及时作出，而且纪委会原来的处罚决定也被全盘推翻。体育总局公开表态：“坚决反对球场暴力，将继续推动树立中国足球良好形象。”这也意味着，对中国足球的具体关注还没结束。例如，对天价球员，体育总局最近也明确表示，还会有更严格的整肃措施出台。 　　

中国足球的问题，根子在体制机制。调整改革中国足协，实行与体育总局“脱钩”，加快推进“去行政化”，就是向政社不分、管办不分、事企不分等痼疾开刀，目的就是让专业人办专业事，使足球按照自身规律运转起来。而体育总局频频在足球具体事务上过问甚至动手，也让足球界人士感到担忧。

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